迟福林：中国改革面临历史性突破

　　《经济参考报》：从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来看，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作为一直研究改革、呼吁改革的学者，您对当前改革所处的环境和背景持什么样的看法?

　　迟福林：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直接依赖于重大改革的突破。转型倒逼改革，改革的时间和空间约束全面增强。这是目前我国改革所处的特定背景。

　　第一，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公平可持续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矛盾和风险日益凸显，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刺激拉动增长难以为继，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资源环境约束全面加大，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产能过剩呈现全面性、长期性的突出特点。

　　第二，社会转型处于临界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协调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利益关系失衡日益突出，社会道德危机、信任危机问题突出，社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社会转型到了能否有效化解利益冲突的临界点。利益矛盾的群体冲突协调不好，将激化其它社会矛盾，并使社会冲突有所升级，甚至成为局部性、全局性危机的导火索。

　　第三，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腐败正在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治理转型到了有效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的关键点。治理转型，就是要有效约束权力、监督权力、问责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经济参考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转型发展，是为了从改革转型中获得“新红利”。但改革涉及重新调整方方面面的关系，可谓千头万绪。“改不改”今天看来已不是问题，“从哪里下手”才是大问题。您认为可以作为改革“抓手”的关键环节有哪些?

　　迟福林：以全面改革获取增长转型红利的关键，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由此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创新动力、释放增长潜力，以形成走向公平可持续增长的新格局。

　　《经济参考报》：您的这个表述有一个完整地逻辑体系，逻辑的起点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为什么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迟福林：坚持富民优先，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和重要经验。35年前，正是因为改革打破了平均主义的藩篱，才使得改革能赢得更为广泛的社会支持，进而形成改革的社会合力。35年后的今天，改革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利益失衡、利益固化的突出矛盾和重大挑战，并且利益固化的倾向与趋势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