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有几件事情应该具有标志性意义,富士康深圳工厂的“12连跳”,让企业管理者及政府和社会大众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群体,那就是支撑起中国“世界工厂”称号的一线产业工人,也不能不思考,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薪酬,无疑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他们的状况,大抵都是,每月领到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每月工作28天,8小时外是他们的加班时间,加班工资也以当地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计算,每个月全靠加班多赚“三五斗米”。此外,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聚集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内;也有一部分“科班”出身的毕业生;现在的劳动力大军“80后”、“90后”占主力……

　　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他们整体的待遇都不高,而且更进一步地来看,近些年来的工资涨幅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并不匹配,这是为什么？

　　不能不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劳动力难道真的过剩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能够消费得起高学历的毕业生,以较低的价格。如果劳动力过剩,为何还会有如此繁重的超负荷加班现象出现？这真的是一个怪象。

　　回顾往事,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世界工厂”称号的得来离不开国内的廉价劳动力,但问题在于,劳动力都是有价值的,不论廉价还是高级,都需要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发展,也需要随着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更需要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去年访华时就曾说过,中国工人目前的平均工资仅为美国工人的4%,即使墨西哥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这就是问题。

　　全球经济刚刚经历金融危机的洗刷,而且目前已经出现“二次探底”的担忧,尤其是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正在不断面临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冲击,简单的制造模仿并没有高门槛,这块市场也迟早会饱和,届时,中国还能继续走基础制造模仿的路吗？

　　虽然当前因为配套问题,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还不能被剥夺,但形势已经不容乐观。中国亟须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世界工厂”的地位。否则,在中国综合成本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外贸订单及内外资设厂会渐渐往周边综合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生产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这一升级过程又该如何才能实现？更应该依靠拉动内需,而非单纯依靠出口。在全球化推动下,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都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成功,但“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毕竟有限,而且市场迟早会饱和”,从上述国家和地区最后的转型即可略见一斑。

　　中国产业转型不仅存在现实的压力,也具备可依靠的基础,相比父辈一族,当前的“80后”、“90后”劳动力大军,他们更有自己的思想,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更期望得到被认同,也因此更容易被培养成真正的“蓝领”技术工人。

　　产业升级离不开人才升级,有了更多人才,企业发展才会超前,也才能给予员工更多的认同和福利,也才能让员工拥有更多的幸福感,由此,员工和企业的创造性也会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多方共赢局势下,何乐而不为呢？